《纳尼亚传奇》既获得了票房成功，又起到教育作用

瓦尔登（Walden Media）这家安舒茨财团下属的传媒公司凭借《纳尼亚传奇》大获票房成功，想想看吧，一边是“赚它几百万美元的票房利润”，一边是“鼓舞和教育观影人”，左右为难的瓦尔登传媒公司竟然选择了后者。

当然，瓦尔登有资本高尚。12月的第二周《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橱》的票房超过了《哈里·波特与火焰杯》和《金刚》，其中有3.6万张票卖给教会团体在公映前观看。

而当《纳尼亚传奇》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美国的3616家影院上映后，最大的疑问已然不在于它是否赚钱，而在于赚多少了。

但是瓦尔登令人欢欣鼓舞的日程安排，是与其老总66岁的丹佛亿万富翁菲利普·安舒茨的观点相一致的。“我曾经年复一年地抱怨电影不好看，内容不丰富”，安舒茨2004年在密苏里的希尔斯代尔学院演讲时曾说，“但是四五年前我决定不再骂了，而是要参与到电影业中，做点儿什么。”

放眼未来，瓦尔登终于在摇摇晃晃中开始一步步实现这一计划了。

5年前，卡里·格兰特和迈克尔·弗莱厄蒂开始拟订瓦尔登的商业策略。该策略建立在紧密协调的市场调查基础上，与宗教团体、学校和出版社合作，虽然并非总能获得切实利益，但还是得益于安舒茨的巨大影响。

格兰特和弗莱厄蒂在20世纪80年代相识，当时是塔夫茨大学的舍友。两人还都在从事不同的行业时就为瓦尔登想出了点子，当时格兰特是帝门影业公司（Dimension Films）的制片主任，而弗莱厄蒂是个企业家，为孩子们筹办课余兴趣小组活动。

“弗莱厄蒂和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们俩联手，可以做点儿什么呢？”格兰特说，“我说，那就把你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娱乐产业中的业绩联合起来喽。”

但是直到两人遇见了安舒茨，公司才算真正成型。“我们有自己的商业方案和使命，而他给了我们实现目标所必要的资金，因为他与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格兰特补充到。

由于安舒茨拥有的美国最大连锁影院帝王影院公司（Regal Cinemas），管理着高达6000多个影院银幕的放映，瓦尔登传媒公司的名字很快为全美的影院所知。

至于这是否会转化为优惠的放映待遇和优先安排预告片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两位发行主管说，他们从没感觉到对瓦尔登的影片有任何优惠待遇。但是其中一位也指出，瓦尔登制作的影片和帝王影院拥有影院最多的地区两者可以用天造地设来形容。

“帝王院线如此强大，比美国第二大电影院连锁集团Loews电影娱乐公司要强得多，虽然Loews在城市电影放映市场中坐头把交椅。”这位发行主管说。

好莱坞甚至有人预测，总有一天瓦尔登会避开所有的影业公司，将制作的影片直接发行给帝王院线，并在其各大影院放映。

瓦尔登的发言人迅速出面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我们没有此类计划”，他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中包括帝王影院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而且瓦尔登也致力于与更多的发行商和影院商合作。”

但是眼看《纳尼亚传奇》的成功，肯定还是会影响好莱坞影片公司的市场化机制的收益。

由于安舒茨的媒体帝国势力日益扩大（包括：帝王影院、《旧金山审查者》报业（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华盛顿审查者》报业（the Washington Examiner）和奎斯特电讯公司（Qwest Communications），影片公司和电影人都急切希望能巴结瓦尔登。而且，安舒茨对于他们的很多方案也抱有满腔热情。他甚至亲自前往纽约敲定与C.S.路易斯公司交易《纳尼亚传奇》的影片专有权。

但是，安舒茨还是刻意与好莱坞保持距离，他更喜欢让副手们管理人员，操纵市场。

“在《纳尼亚传奇》和即将上映的《夏洛的网》之间，已经达到了5年启动计划的顶点。该启动计划旨在短期内拍摄一部雄心勃勃的影片，并以影片中的真正内容和真心信任盖上一个家庭的烙印。”格兰特说。

依靠从图书管理员、教师和书商得到的反馈，瓦尔登现在有一系列的影片正在筹备中，其中包括《夏洛的网》，由达科塔·范宁主演，众多嗓音魅力演员都将参与演出，该片预计于2006年由派拉蒙发行。

即将面世的还有根据卡尔·希尔森的青少年小说改编的《叫嚣》（Hoot）和根据托马斯·罗克韦尔的著名儿童故事书改编的《如何吃烤虫》（How to Eat Fried Worms），两部影片预计2006年由新线影片公司发行。

这些书中大部分是全美中学的必读书目，这使得影片不费吹灰之力赢得了巨大的知名度。

比如《别有洞天》一片，在全美票房总收入为6700万美元，该片既没有响亮的名字，也没引来首映的轰动，但之所以能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是小学校园里的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瓦尔登的管理人员谈到他们正在策划的一部名为《三维旅行》（Journey 3-D）的影片时不禁喜形于色，是全方位“探索世界中心的旅行”，该片预计将于2006年4月为新线公司进行首次的部分展映。瓦尔登还签约了学院奖提名导演韦迪姆·佩雷尔曼来指导福克斯的新片《赠与人》（The Giver），该片根据同名青少年科幻小说改编。

当Variety记者赶到瓦尔登公司座落在比弗利山的办公室时，斯派克·琼斯刚好从那里出来。最近环球正在筹备《野兽国》（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他是否去谈论改编的相关事宜呢？格兰特不会说，瓦尔登的总公司安舒茨电影集团的CEO戴维·韦尔也会三缄其口，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与早期吉姆·卡梅隆儿童电影公司合作，拍摄纪录片《深海异形》，和花巨资误投《环游地球80天》和《撒哈拉》时相比，公司现在好了太多。

瓦尔登的管理人员更热衷于谈论公司在波士顿的分部，那里由弗莱厄蒂经营，专门集中于教育领域，而不愿意更多谈及最新正在开发的剧本。

这些项目使得他们直接接触全美成千上百万的孩子，影片的主要受众群也是这些孩子们。这些项目也让瓦尔登与好莱坞的影电影公司有所不同。瓦尔登在丹佛和波士顿，且远离常规的媒体，该公司的资源培育了广泛的、基础的项目支持。

瓦尔登现在正在探讨和企鹅出版社联手创建自己的出版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已经在出版界崭露头角，不仅创建且发行了很多跟电影相关的教育书刊和项目，其中就包括《纳尼亚传奇》。

比如，《纳尼亚传奇》从二战伦敦遭受大规模轰炸讲起，当时伦敦有成千上百的孩子们获救。瓦尔登公司现在正与众多教师一起创建一些现代的撤退救援项目，格兰特说这个项目好比及时雨，因为刚刚发生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亚洲的海啸。

“我们希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韦尔说，“但是实际上，我们同样希望能实现公司的使命，即在教育领域提高孩子们的文学水平，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影院。”

来源：综艺网站
翻译：赵晶

C.S.刘易斯是英国著名学者、文学家，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尤其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尤深，堪称为英国乃至世界文学的巨擘，一生的著作包括了诗集、小说、童话、文学批评，以及阐明基督教精义的作品不下五十多本，他二十六岁开始在牛津担任助教，后来被当代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也是二十世纪最具领导地位的作家兼思想家。

一般被人称为幻想小说、儿童文学作品竟然出自牛津剑桥的大师的手下，而且是他晚年学识成熟和意识成熟之后的作品；很难想像会有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会去关注纯朴童真的“幻想文学”了。

儿时的刘易斯（杰克）

刘易斯1898年11月29日出生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现属北爱尔兰）。他的父亲是阿尔伯·刘易斯(Albert J. Lewis )，是一位治安法院的律师，他的母亲是弗仑斯·奥古斯塔·哈米尔顿·刘易斯(Florence Augusta Hamilton Lewis )，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刘易斯的哥哥华仑(Warren)比他大三岁。这是一个正统的新教家庭，刘易斯喜欢人家叫他“杰克”，这名字来源于他小时候的爱犬“杰克西”，后者死于车祸，主人无比悲伤，于是就自称“杰克西”，有呼必应。后来大家昵称他为“杰克”。

从刘氏较早的自传《惊喜》（Surprised by Joy)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童年的一些故事，成长的过程，因为家庭和文化的原因，宗教信仰意识始终伴随着他，有安慰，有逃离，有挣扎，让一个儿童的生活竟然也是充满奇异的张力，或许童年的这些经历也是他塑造纳尼亚王国的素材吧。

童年时代，父母每年都带他去海滨度假。美食、美景和爱护他的父母成为他后来在书中所说的“童年的福气”。他将儿童时代所生活的美丽花园与景色写入作品中，象征爱情，神秘与不朽的生命。他家中到处是书，每间房都堆得满满的。他写道，“在大雨无休无止地落个不停的下午，我爱从书架上将书一本本的取下来，总可以找到一本我喜欢读的新书，就像在田野散步，总可以找到一片新叶一样。”他喜读的书多为小说，传记与历史，有《小人国游记》，也有马克吐温的幽默小品，尤其喜欢英国着名幽默杂志《笨拙》周刊里头的动物漫画。

刘氏的祖父是地方教会的牧师，他祖父讲道时常情绪激动，也常在讲台上流泪。但教会的一切让杰克和哥哥华伦常常感觉不舒服，甚至有时觉得难堪，有时候必须忍着才能让自己不笑出声来。早年的正式宗教经验对他日后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流浪和挣扎有着不小的关系。

但是童年依然到处是闪亮的“贝壳”：六岁左右有一天，哥哥拿来一个锡制的饼干盒子，永盒盖填入了长满绿苔的泥土，泥土上插着一些摘来的枝叶和花朵，从这个微型的“人造花园”，刘易斯首次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润湿和沃腴。七岁的那年夏天，一日他到花园里嬉戏，看见一丛盛开的罂栗花，早前哥哥那座饼干盒盖花园顿时呈现在他眼前，随着这个记忆的涌起，一股渴望强烈地冲激着他，他不知道自己渴盼的是什么，他却感到异常的喜乐，好象是进入了伊甸乐园，但“欲辩已忘言”；显然，生命中真实活泼的印记给他更美好的造就。不久，刘易斯在一本童话故事中，一首诗里面，读到对秋天和北地茫茫青天的描写，同样的渴盼又回来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阅读它们，想要稳稳把握住那一种彷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喜乐。他隐约地觉知这种喜乐不同于快乐或快感，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渴盼什么。信仰的激流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幼小的心灵中发源了。从这段时间起，刘易斯的想象力与写作能力开始萌芽，奠定了他以后写作的基础。然后华伦被送去英格兰住读，小刘易斯则常常是一个人独处，他回忆道：“当我六岁到八岁时，我几乎整个人活在想象当中。”

生命是漫长而沉重的，田园诗般的童年生活很快结束。1908年，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他跪下为母亲痊愈祷告。像他日后所说的，那时“既不是把上帝当救主，也非审判者，而是一位魔术师”，因为他相信凭信心的祈祷有效力。后来，他承认这样的祷告显然是幼稚的宗教观念。他的母亲复原得很快，但两个月后，癌病复发，不久逝世，那天正好是他父亲45岁生日。慈母的逝去使他觉得“人间一切快乐、宁静霎时都隐而不现了，我失去了依托感，像大地沉入海里。”

不久，他离开爱尔兰的家乡，渡海到英格兰读书。英格兰平原灰黯的景色、多雾多雨的天气、集中营式的学校生活、暴戾的教师——学校的校长“老头”残忍地体罚学生，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在半个世纪之后，他承认仍然很难原谅那位校长，稀松枯燥的课业，重重压抑着他的胸臆；夜晚躺在床上，透过没有帘幔的窗牖，看满月阴惨地嵌在天空，耳旁响着同宿孩子们千奇百怪的鼾声，此情此景诡魅、战栗，恍如置身地狱，他因此联想到灵魂沉沦的问题，如果将来被惩罚下地狱，怎么办呢？“我为我的灵魂而恐惧，特别是在皎洁的月夜，月光照在没有窗帘的宿舍时。”这时对罪恶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他对基督教信仰开始认真起来，每个星期日全校师生到附近圣公会作礼拜时，他总是悉心聆听讲台上的信息，夜晚觉得害怕时，就拚命祷告、用心读经，白天战战兢兢地遵照圣灵的命令行事。早熟的刘氏开始故事创作，他阅读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圣经，也读H.C.威尔斯的科学小说，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以及夏嘉德写的《所罗门王宝藏》等。这时期的经历不但磨炼了他的写作技巧，也继续为他完全接受基督信仰打下了基础。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生活在一个恶劣的寄宿学校……教会了我靠盼望来生活。也可以说，是靠信仰。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家和假期都是那麽的遥远，就像天堂一样遥不可及。”

两年后，学校因校长神经失常而关闭。一九一○年夏天，他回到家乡附近的中学就读。半年后，因为呼吸方面严重的问题，刘易斯又转往英格兰马尔文（Malvern）一间叫查特尔斯的寄宿中学。马尔文当时是著名的健康中心。查特尔斯中学的舍监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寇薇小姐。寇薇小姐对学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在她的温慈中，小刘易斯重温到了逝去的母爱。但寇薇小姐迷信神秘主义，她想象的世界是许多幽灵构成的，受她的影响，十三岁的刘易斯搁置了童年的基督教信仰，但思想混乱得像一堆乱麻；他后来把这段日子叫做“天路客的后退”。他一方面贪恋神秘主义的灵异世界，一方面又是个无神主义者。他常常在内心为有神还是无神不停地交战、疑问和深思。在这段思想纷杂的日子，感性生活却呈现一片斑烂，他喜欢上瓦格纳歌剧中的北欧神话世界。他到处搜购瓦格纳的歌剧唱片，狼吞虎咽地读起任何可以找到有关北欧神话的书籍，心里踊跃着恋爱一般的兴奋。从这份喜好里他尝到了对于崇拜对象忘我追求的滋味，这是一种信仰的美德，但是，他在早先的基督教信仰中，未曾培养出这项美德。

青年时代的刘易斯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岁的刘易斯进入马尔文一家名叫噶尔的公立学院就读。学校规矩甚严，课程枯燥，但他的班主任却是位十分风趣的老师。“他是最早教我怎样朗诵诗，把感情投入的人。”他开始阅读罗马诗人味吉尔，贺莱士等人的诗作。进而读米尔顿和叶茨的作品。

这家公立学院极端鼓励学生从事体育活动，运动选手因此成为学校中的特殊阶级，在校园内，他们对于低年级的学生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中阶级为了争取机会晋升为特殊阶级，彼此明争暗斗；下阶级晋升无望，只好沦为谄媚的喽啰；结果，校园到处弥漫着世故的社会气息，刘易斯对这传统深恶痛绝，他选择了与众疏离，成为一个边缘份子，成日躲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他已有极强的浪漫倾向了，对他来说，权威和道德规条简直是一种虚伪的存在。

此刻在他内心中也借助北欧神话故事中的角色不停地追问自己的信仰，内心充满了争战，有神还是无神在反复深思琢磨。对于公义、自由以及生命自身的经验告诉刘易斯，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刘易斯还是坚持无神的论调，他就是这样消极的人，宁可自己根本未曾存在过，也不接受怏怏不乐的生命，与其接受一个不负责任的神，不如漠视祂的存在。这段信仰的黑暗时期或者逃避期，虽然让刘易斯自己浸润在音乐、诗歌中，甚至暧昧的爱情想象里，偶而感到心弦震颤，但是，这些感觉与喜乐似乎有段距离。长时期搜览各类研究北欧神话的书籍，青少年期的刘易斯已经俨然北欧神话通了，同时，他也涉猎了包括希腊神话在内的其它神话系统。或许因为熟烂了就失去特有兴味吧！缤纷的神话世界已经无法在他心中激起任何渴盼的喜乐，无神论者刘易斯噤然得宛若一个建好了圣殿，才发觉神并未居住其中的人。

在这间学校读了一年，为了准备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1914年4月，十六岁的刘易斯接受父亲的安排，转往舍雷郡的布克罕镇接受柯伯特黎克（William T. Kirkpatrick ）私人辅导，柯氏也是刘易斯父亲的老师，他父亲则是柯氏的律师。在这里他一直呆到1917年的四月。三年对他一生的影响极大。他说他老师的家简直是座书城，是个读书的乐园。他在这里开始习希腊与拉丁文，广泛阅读难数名着。他说，“我文学上的好奇心有多浓，便可以读到几多我要读的书，空间可说无限广阔。”而柯氏崇尚叔本华哲学，尤其偏好理性思辩，对于刘易斯言谈和行文中任何逻辑瑕疵，不时给予严苛的指正，日后刘易斯撰写护教文章取譬精妙、析理透辟，自称归功于恩师柯氏的教诲。

1914年12月6日，他接受教会的坚信礼，首次用圣餐，他后来写道，“我完全不相信，我在吃在喝我自己的罪。我不能明白我做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我明白我是用隆重得不得了的庄严态度来说谎。”他承认是为了取悦父亲才正式进入教会。

在信仰上，柯氏是无神论主义者，但柯先生并没有将他无神论的思想强行灌输给他的学生，因为在此前，刘易斯就已经有无神论和悲观主义的思想了。他现在真正接受的却是不可知主义，他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神话，都是人自己的发明。”然而他的生命信仰依然复杂的，理智上，刘易斯坚决地拒绝神的存在，心灵中，却一步步虚心剖揭着喜乐的奥秘，隐约觉得它的来源与神的存在有些相通的地方，可以太阳在露珠上的映影和太阳本身这两者间的关系来比拟。

这段时期使他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略受动摇的，是来自于爱尔兰诗人叶茨和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影响。这两位创作成绩斐然的作者以旺盛的想象力驱使秘教奇诡动人的象征，透过玄妙的文字召唤物质表象之外引人遐思的灵异世界。阅读他们的作品，刘易斯觉得少年期曾有的一段对于神秘主义的沉迷再度蠢蠢欲动。

1916年刘读了一本书十九世纪英国童话作家麦唐纳所着、以乡野仙境传说为题材的奇幻小说，他强烈地沉浸奇幻的想像中，并且深深地留下了圣洁的印象，这一阅读对刘易斯的影响非常深远，他写道：“有如早晨清新空气般地纯洁...它让我的想象转变，像受浸水礼一样被净化。”悲观主义无神论的养料，已经失去了重量，悠悠消散了；灵异更完全对他失去了吸引力,幼年的喜乐又重新临到。

刘易斯在进入牛津前的生活，虽然此刻他只有十九岁但是内在生命的经历是非常遥远和丰富的，基督信仰、无神论、灵异神秘主义在他的心灵中已经都打下了丰富的烙印，童年生命的喜乐一直是刘易斯生命的引导，伴随着他流浪的脚步。有传记认为他完全接受了无神论，是个无神论主义者，显然是对信仰的复杂和奥秘的不了解所致。并且在那个时代，充斥着各种主义和思想，刘易斯面对各种各种观点的争夺正常的事情。事实上，如刘易斯后来对人所讲，自己所经历的对同样有信仰迷茫的后来者是有帮助的。

喜欢泡在图书馆里

刘易斯和妻子

1916年12月的，19岁的刘易斯通过奖学金考试，《泰晤士报》刊出获奖者名单，他的名字赫然在那里。入读的学院是建于1249年的大学学院（Universitg College），是牛津大学最早的一个学院，诗人雪莱在这里读过书。1917年4月入学，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战，英国实施徴兵制度，年青的刘易斯原籍爱尔兰，本可免役，但他愿作志愿兵。大学学院收了他入学，他通过学院的军官训练营登记入伍，后担任森谟塞轻步兵第三营的中尉，转战欧陆。欧战快结束前，为炸弹所伤，被送近伦敦入院治疗。是年12月解甲，次年一月重返牛津。

刘易斯在军官训练营时，有一个叫派迪·摩尔同室，他们彼此约定，如果一方战死，活着的一方要照顾对方的父母。不幸，摩尔战死在沙场上。刘易斯为此信守承诺，担负起这份战争留给他的遗产。在以后的日子，刘易斯对待摩尔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刘易斯与摩尔太太住在一起直到1951年摩尔太太去世。

老年的刘易斯

一九一九年，刘易斯回到牛津大学，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研究中。在那儿他度过了三十五个年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是一本诗集在《捆绑中的灵》。1925年春，他获得牛津大学的麦大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英国语文的助教教席。是年十月，他搬进学院居住，成为他以后三十年的家。这里有以讹传讹的细节。刘易斯不是牛津的教授，而是剑桥的教授。虽然刘易斯毕业于牛津，在牛津工作三十年，一直倾心于牛津，而且在随后的学术成就也证明了刘易斯的天赋才能和学术影响力，但是牛津一直对此似乎视而不见，刘易斯一直没有获得牛津教授的教席，近三十年只是个助教，或者研究员之类的职位，这对刘易斯而言一直件耿耿于怀的事情，牛津对校友不通情理的做法倒是也显出其名校派头和规矩了。虽然如此，刘易斯还是非常喜爱他在牛津的生活，这里从没有丧失对他的吸引力，舒适的酒吧分布在风景如画的古典建筑中。

提到在牛津的生活，不能不提到“Inklings”，这是刘易斯和趣味相投的同事形成的一个组织名称，有人翻译为“吉光片羽”，这显得有些抽象，或者他们这班同事要的就是模糊的意味和领会中的智慧味道吧。吉光片羽有名的成员包括：麦瑟·斯高吉尔、迪森、欧文·巴菲尔德、查尔斯·威廉斯，还有托尔金（J.R.R. Tolkien），最后这一位就是《魔戒》的作者，和刘易斯和托尔金终身好友。吉光片羽的成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喝酒、交谈，思想，朗读他们正在写作的作品，惺惺相惜之间相互促发着彼此的灵感。这个团体从193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

刘易斯在创作

刘易斯不断获得学术上的成就，但是他心中信仰的挣扎一刻也没有停息。他有时离开基督信仰好像越来越远，但是却时刻又在靠近，这时两个人影响了刘易斯的信仰生命：一位是N·柯格希尔，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有当时“最睿智也见闻最广之人”的称誉，他是个基督徒。另一位就是托尔金，牛津大学安格鲁撒克逊讲座教授，也是基督徒。在二人的影响下，他开始经历1600年前圣奥古斯丁的历练：“我不爱什么，但我内心有股力量要去爱；我内心深藏有需要，我恨自己不去需要…”逐渐改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像一个雪人，现在开始融解，从我的背部融起，一点一滴地泻下，我不喜欢那感觉……”

终至有一天，他承认上帝的确存在，要他完全投降，从黑暗中跳出来。1929年复活节，刘氏“痛改前非，承认上帝是上帝。我跪下，我祷告，那晚，我很可能是全英国最丧气也最不情愿但却回头了的浪子。”各样的版本中，一个说法是，那天刘易斯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突然意识到除了接受上帝的信仰别无选择，很快他回到校园跪下和祷告。但是这个时候刘易斯坚持自己只是个一神论者。而他顺服完全成为基督徒，则是在两年以后了。1931年九月的一个晚上，他和托尔金以及雨果·戴生(Hugo Dyson)就有关基督教的话题进行了一次长谈，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他记叙在《惊喜》之中：“当我们（和他哥哥）出发去动物园的时候，我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到达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了。”这样的转变是经历了漫长的流浪、挣扎、疑问、争论和讨论后的结果，刘易斯后来写道，我除了接受，别无他法。

来源：天涯社区
作者：火复活

刘易斯

1931年9月里一个温暖的夜晚，三个男人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进行餐后散步。他们在阿狄森小径（Addison's Walk）上闲逛，那是沿谢维尔河的一条林木蓊郁的美丽小路。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并对世界文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算得上有点名气，那就是亨利·维克多·戴森（Henry Victor Dyson, 1896-1975）。他是个生活奢侈的学者，经常与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伯特兰·罗素等人一起厮混。与他同行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牛津学者，他们都爱好北欧的传奇神话、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以及风格严峻的“北方”（the North）神秘文化。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戴森了，但却有无数的人记得他的这两位同伴：克莱夫·斯塔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和约翰·伦纳德·鲁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 1892-1973）。然而，正是这一场通宵达旦的争论对两人的代表作——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魔戒》、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它们奠定了基础。没有这场争论，托尔金的“中土”（Middle-earth）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个人爱好的阶段，而刘易斯也很可能永远找不到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

刘易斯在《四种爱》（The Four Loves）中写道：“恋人喜欢摒人独处，而朋友则分享共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使他们与他人分隔开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1926年，刘易斯和托尔金在一次教员集会上初次相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种令人宽慰的共同孤独感。他们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受创于大战中的工业化兽性。他们都看到了20世纪到那时为止最丑恶的一面，都在维京时代的血腥传说中寻求荒唐的安慰。

这些故事描述身份含糊的英雄和神祗与妖怪和外部世界的黑暗作战的情形，其中缺少同情和恻隐，但却不乏讽刺和幽默——北欧英雄史诗《格雷蒂尔传奇》（Grettir's Saga）中的一个人物说道，“阔矛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在他刚刚被这样一柄矛刺穿的时候。

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的无情宇宙中，神祗和他们的人类盟军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必然失败，但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向围攻自己的妖魔投降或妥协的念头。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1936 年，托尔金在他关于《贝奥武甫》（Beowulf）的著名演说中解释道：“北方神话想像的力量在于它这样来面对问题——让妖魔扮演主角，让它们赢得可耻的胜利，由此在赤裸的意志和勇气中找到可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对抗邪魔的斗争中，失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战而退。看起来，这样的解决方案对托尔金写作的影响比对刘易斯的影响更大。在《魔戒》中，当主角之一阿拉贡（Aragorn）面临着惨败的时候，他询问希望何在，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无望的战斗，至少还会有人为我们复仇。”在这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北欧神话的影子。

刘易斯从文学的角度来处理“北方”，而身为语言学者的托尔金则沉浸在语言的历史和声响之中。刘易斯也许有几分尖刻和武断：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他称托尔金是“一个平淡无味、口齿流利的家伙——这没什么不妥，再多一点趣味就更好了。”不过，第二年托尔金就邀请他参加了一个人称“吃炭者” （Coalbiters）的团体。这个组织的成员热衷于阅读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原文的北欧英雄传奇，它的名称来源于古代北欧语言中的“科比塔斯” （kolbitars）一词，指聚在一起讲故事的人——这些人围坐在火堆旁边，离火堆非常地近，真的像是要吃到木炭了。每个星期四晚上，“吃炭者”们聚集在壁炉边上，趿着拖鞋，端着酒杯，聆听《赫罗夫·克拉奇王传奇》（The Saga of King Hrolf Kraki）、《佛尔颂人传奇》（The Saga of the Volsungs）或是他们正在研究的其他史诗。20世纪30年代，“吃炭者”被另一个名为“因克林”（Inklings）的非正式团体所取代。“因克林”以刘易斯和托尔金为核心成员，一直持续存在了30多年。

托尔金

在刘易斯和托尔金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文学前途惶惑不安。托尔金在1925 年译了一首重要的中古英语诗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在1929年写了一篇关于《女隐士指南》（Ancrene Wisse）及《童贞颂》（Hali Meidhad）的小品文，而这就是他迄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久拖不决或是处于半完工状态的计划令他心烦意乱。1939年，托尔金写了《偶得一叶》（Leaf by Niggle），其中讲到一个画家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成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按照托尔金学者的看法，这个故事就是他焦虑心态的副产品。而刘易斯到那时为止也只出版了两本“诗歌小册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更没有什么值得用这种风格来表述的东西。他在给儿时好友阿瑟·格里夫斯的信中写道：“从16岁开始，我就有了一个志向（成为作家）。我坚持不懈，为之付出了每一分力气，并将所有希望寄托其中。而现在我已经明白：毫无疑问，我失败了。”

第一次看到托尔金的小说的时候，刘易斯就对托尔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这是一个能穷年累月为一个故事呕心沥血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在写作中使用了许多刘易斯喜闻乐见的异端素材。值得赞扬的是，刘易斯对此没有半点嫉妒，他由衷地喜欢上了托尔金的作品。在1931 年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刘易斯还处于回归宗教虔诚的焦灼历程之中。刘易斯出身于爱尔兰的新教家庭，青少年时代就成了不可知论者。尽管他在1929年又重新开始接受神的概念，但却始终对基督教持抵触的态度。戴森是英国国教徒，托尔金则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帮助刘易斯破除这种心理障碍。他们在阿狄森小径上来回走动，其间托尔金论证了基督复活在文学和神话学上的真实性。据说，当刘易斯宣称神话都是无价值的谎言的时候，关键的一刻来临了。托尔金回答道：“不，它们不是谎言。”托尔金要刘易斯解释，为什么他可以把北欧传奇看作承载事实的工具，同时却要求《福音书》满足更严格的真实标准。午夜已经过去很久，托尔金最终回家睡觉去了，留下戴森继续与刘易斯论战。托尔金认为基督复活的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真实的，它的作者就是上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他这套理论不见得很有说服力；但对深信神话是表达更高真实的惟一方法的刘易斯来说，它却是难以抗拒的。两个星期以后，刘易斯告诉一个朋友，自己已经再次完全接纳了基督教：“这跟我与戴森和托尔金的长夜清谈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谈话对刘易斯影响至深。从1933 年的《天路归程》（The Pilgrim’s Regress）开始，刘易斯发表了一大堆东西：书、论文、小说、广播讲话，如此等等，所有作品都表露着他的宗教虔诚。在创作这些作品的百忙之中，刘易斯仍不忘敦促托尔金纂集并完成他关于“中土”——托尔金大半生为之痴迷的私人宇宙——的故事。好在有他持续不断的友善敦请，托尔金在1937年出版了《霍比特人》并一鸣惊人。托尔金创作巨著《魔戒》的漫长过程时断时续、十分艰难，而刘易斯从来没有停止督促，直到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世为止。托尔金回忆道：“我欠刘易斯的债永远也还不完，那不是 ‘影响’二字所能概括的，那是莫大的鼓励。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惟一的读者。有了他的存在，我才认识到我的创作可以不停留在个人爱好的层次。”

刘易斯很快得到了基督教阐释者的盛名，但要是他的名声只建筑在《痛苦问题》（The Problem of Pain）一类的书上面的话，今天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了。这些书以专横的风格和教条的论辩方法写就，通过神话和诗歌回返宗教的刘易斯似乎觉得自己有能力引导读者走进天堂之门。

刘易斯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尤其是那些宗教圈子里的人。一位神职人员埋怨道：“痛苦问题已经够糟糕的了，用不着刘易斯先生来落井下石了。”刘易斯最迷人、最亲切的一面是在他的故事里，而他创作小说的历程——正如他回归宗教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由托尔金来引导的。1937年，《霍比特人》出版前夕，这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慨叹文学创作的现状。刘易斯说道：“托勒斯（Tollers，刘易斯对托尔金的称呼），现在的小说里让我们真正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恐怕我们得自己来写点什么了。”托尔金对此的回应是一本关于时间旅行的小说，但他没有写完这本名为《失落之路》（The Lost Road）的小说。而刘易斯却写完了他的《走出寂静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这是一本韦尔斯（H．G．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风格的科幻小说，于1938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得感谢托尔金，当时他的《霍比特人》已经大获成功，因而能够对出版商施加影响。

《走出寂静星球》广受好评，但让刘易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的却是他在小说上的第二次尝试。1942 年问世的《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讲的是一个年长的魔鬼教导年轻的魔鬼如何去使人堕落，这本题献给托尔金的书至今仍在不停再版。这本书的长盛不衰是件好事情，因为其中包含了刘易斯最尖刻而优雅的一些文字。刘易斯“太空三部曲”的后两本《金星漫游》（Perelandra，1943）和《恐怖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1943）不那么令人信服，但仍然取得了成功。托尔金对这些作品都大加赞扬，只是对《恐怖力量》有一点微词。不过，他对刘易斯后来的作品却十分反感。

刘易斯最成功的著作是《纳尼亚传奇》系列小说，他在1950年出了7本丛书的第一本《狮子、女巫和衣橱》（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此后以差不多每年一本的速度推出续集，直到1956年出版《最后一战》（The Last Battle）为止。尽管书中的基督教主题显而易见，但它们的无比魅力还是征服了所有的读者——托尔金除外，他认为这些书技巧拙劣，而且缺乏连续性。托尔金的这种态度部分是因为愤愤不平：纳尼亚系列以生产线的高效率源源不断地从刘易斯的脑中流向市场，而托尔金却为《魔戒》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历程中，刘易斯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托尔金，但其他的“因克林”成员就不那么耐烦了。戴森就是个例子，据说他曾在托尔金给他读《魔戒》部分章节的时候咆哮道：“噢，天哪，别再来什么小精灵了！”懊恼也许是一方面，但艺术手法才是托尔金不喜欢《纳尼亚传奇》的主要原因。他自己把《魔戒》看成一本基督教著作，但却小心地把宗教主题隐藏在故事当中，而即便是刘易斯的忠实读者也不免为《纳尼亚传奇》中过于明显的宗教寓意而叹息。托尔金把“中土”设定为史前某个时代的欧洲，在书中运用了北欧传奇、《贝奥武甫》以及芬兰史诗《英雄的国土》（Kalevala）中的元素，把它们当作是人们对《魔戒》中讲述的事件的一知半解的记忆。托尔金处理北欧民间传说的方法是系统的，《纳尼亚传奇》的艺术手法在他看来就未免有些懒惰和粗疏了。

这种状况使得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后面许多年里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但是，在《魔戒》即将面世的时候，刘易斯认识到这是部伟大的作品。他放下了所有受伤的感觉，利用自己的巨大威望为《魔戒》大唱赞歌。始自阿狄森小径的相互支持依然还很强大（至少就刘易斯而言是如此）。

很自然，两个人都在作品中耍了一点文学上的小花招。先发制人的是刘易斯，他把托尔金用作了约翰·兰塞姆（John Ransom）——“太空三部曲”中的英雄语言学家——的原型。不过，除了职业以及一些“刘易斯化的托尔金观点”之外，托尔金坚决否认自己与兰塞姆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刘易斯的传记作家威尔逊（A.N.Wilson）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兰塞姆“很不像”托尔金。不过，读者们对这种看法将会有所保留。在《走出寂静星球》一书中，兰塞姆在火星上遇到了可怕的怪兽。当发现怪兽也有语言的时候，他立即打算找出其中的语法。刘易斯解释说：“如果你自己不是语言学家的话，恐怕你只能努力相信这一发现在兰塞姆心中引起的巨大感情波动……对知识的热爱是一种疯狂。”在《恐怖力量》一书中，兰塞姆发表了一次演讲，其内容可能是直接从托尔金的一封信里搬来的：“不管你走得多远，你都会看到机器、拥挤的城市、空荡荡的宝座、虚假的作品以及贫乏的书籍：人们因虚假的诺言而疯狂，又因苦难的现实而脾气乖戾。他们崇拜自己创制的钢铁机械，切断了自己与天父地母的联系。你可以一直走向东方，直到东方变成了西方，直到穿越大洋走回英国，即便如此你也走不到阳光之下，黑暗之翼的阴影已经覆盖了一切。”

托尔金在《魔戒》中回报了刘易斯，他把刘易斯的一些特殊脾性给了树胡（Treebeard）——树形恩特人的领袖。刘易斯的大嗓门和不停清喉的习惯在树胡身上得到了体现。托尔金还借树胡之口对刘易斯无止无休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挖苦：在《魔戒》中，树胡把恩特语描述为“一种可爱的语言，但用它来说任何事情都要花上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只说那些值得花很长时间来说的事情。”

刘易斯和托尔金在1963年和1973年先后去世，他们都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他们在1931年的那次对话仍然余音袅袅，而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似乎仍在发挥作用。由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执导的电影《魔戒》好评如潮，人们因此也把《纳尼亚传奇》搬上银幕。这部影片也在新西兰取景拍摄，剧组中还有一些《魔戒》的设计和制作人员。看起来，和以往一样，刘易斯和托尔金还在互相提携、共谱辉煌。

编译：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