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歌剧是雅可布·佩里的《尤丽狄西》，1600年应法国亨利四世与佛罗伦萨的玛丽亚·德·美第奇婚礼庆典委约而作。但这一新体裁的首部杰作当推蒙特威尔第在1607年创作的《奥菲欧》，是为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创作的。该剧和早先的实验品在规模上不可同日而语。佩里在其歌剧中仅使用了几把琉特琴和一架羽管键琴，而且还是小心地藏在布景后面，而蒙特威尔第用了整个管弦乐团，囊括四十多件乐器。  

人们对歌剧趋之若鹜，罗马和威尼斯成为新的音乐中心，水准极高。罗马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领先地位大半要归功于教会上层的庇护人。1623年，红衣主教巴贝利尼在其宅邸中建成一座设施精良的歌剧院，当时才华横溢的脚本作家裘里奥·罗斯皮吉廖西于1667年登上了教皇宝座。而威尼斯从表面看，一切都还称得上富足安裕，但华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衰落破败。尽管没有罗马这样的歌剧上层门路，威尼斯在歌剧领域的地位仍不可小觑，它拥有更广泛的听众。1637年，首家公众歌剧院在威尼斯开张，到世纪末，该城的歌剧院已超过十五家。每家歌剧院的隔壁都有一所本区的戏院，这个情形和今日的电影院非常相似。  

纷争割据的意大利  

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动的崭新艺术形式莫过于歌剧，它巩固了意大利各省作为欧洲艺术中心的地位。但所谓政治和艺术双赢的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意大利半岛版图就像一个五颜六色的杂货架，充斥着独立公国和及其属藩。该地区的繁荣昌盛固然能吸引艺术家和鉴赏家，但也使觊觎者垂涎三尺。纵观整个时代，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沦为西班牙或奥地利的属邦。罗马作为教皇御驾的驻地，对天主教各国尚具有威望，而威尼斯和热那亚早已是独立的商业城邦。意大利所剩无几的版图不过是供欧洲各霸主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他们争夺欧陆霸业的过程中数度转手。这一局面一直苟延残喘到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方才告终。  

三十年战争  

和中欧的战乱相比，意大利的难题就不值一提了，从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横贯欧陆，犁出一条血沟。战端起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一桩内部争执，开始似乎并不起眼。1619年波西米亚（现位于捷克境内）的新教市民拒绝承认天主教皇帝费迪南二世，转而选择帕拉丁选侯弗雷德里克为君主。次年，帝国军进行反击，白山一役，弗雷德里克的军队战败，叛乱似乎已被平复。  

但此次争端中的宗教因素却触发了更大战祸。两大新教巨头，丹麦和瑞典恐怕天主教势力蔓延至北方，都决定介入战争。丹麦军队不堪一击，只得乞和，于1629年签下吕贝克条约。而瑞典军队由古斯塔夫·阿道夫统辖，后者有“北方雄狮”的绰号，他统军席卷德国各省。美因兹和慕尼黑陷落，连维也纳也岌岌可危。直到1632年吕森一役古斯塔夫阵亡，战局才恢复平衡。  

1635年战局重又扑朔迷离，法国卷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虽说属天主教阵营，却联合新教国家荷兰与瑞典，意图削弱哈布斯堡帝国的强势。这个策略总体上相当成功，等到1648年威斯法利亚和约签订，敌对局面结束，法国业已成为欧洲头号霸主。  

英国内战  

当大陆这一边漫长的纷争终于落下帷幕，海峡另一边却爆发了毁灭性的战争。同样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利益带来的灾难后果。实际上，国王和国会的体制之争早把英王查理一世（1625－49在位）的统治弄得萎靡不堪。查理梦想当至高无上的独裁君主，却没有相应的政治手腕来付诸实施。有整整十一年，查理抛开国会独自统治国家，但苏格兰爆发战争，迫使他于1640年重新召集国会。这些年头里人们已经受够了暴政，满心怨恨，还怀疑国王对英国国教虚情假意。查理的天主教王后非常不得人心，当坎特伯雷大主教修订圣公会教仪时，评论家一致抨击这是罗马天主教弥撒的翻版。内战终于在1642年爆发，清教团体自然与国会联手，共同对抗国王。  

保皇派与国会派的内讧斗了七年，国会派的首领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坚定的清教徒。1644年马斯顿荒原之役与1646年内斯比之役，保皇派两战皆北，一败涂地，国王失去了主动权，于1646年在纽瓦克投降。国会的拥护者们一度很苦恼，不知如何处置沦为阶下囚的君王，但妥协终归不可能的。查理一世被推上审判席，于1649年在白厅斩首。  

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实行共和政体。这一局势维系了十一年，大部分时间内，实权不在国会，而由克伦威尔一人掌控，1653年他自封为护国公。他治理有方，不列颠重振海外雄风，在爱尔兰连连告捷，占据了敦刻尔克与牙买加，并在英荷战争中胜出。这些功业最终于事无补，克伦威尔死后仅两年，君主制于1660年复辟，查理二世即位。葬于威敏寺的克伦威尔遗体不得安宁，被掘出后悬于泰伯恩刑场的绞架。尸体头颅插于立柱上，竖在国会外示众。  

新大陆：贸易与殖民  

欧洲各国忙于讨伐争战时，不忘腾出手来拓展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新大陆事务，南亚印度业已巩固的商贸往来也很受重视。十六世纪，殖民扩张还仅限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西班牙征服者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开辟了大片的殖民帝国，其间摧毁了阿兹台克文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竞相殖民北美东海岸，海外财富似乎取之不竭，各国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各国政府都设立了海外贸易公司，发掘制造贵重商品，每家公司在其指定区域都有独家经营权，它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可小觑。最出名的莫过于英国、荷兰与法国各自设立的东印度公司。在美洲，利润丰厚的出口制品包括咖啡、蔗糖、烟草，其产量增长主要依靠奴隶劳工。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贸易三角区：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来换取货物，奴隶随即下种植园劳作，满载货物的船只再返回欧洲，他们的主人由此敛聚起神话般的财富。  

最初，新发现的大陆被看好，只因为它具有无穷的商业前景和利益。后来逃避宗教迫害的人们逐步开始移民，尤以到美洲为多。1605年，法国移民建立魁北克；1612年，荷兰人在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即为今天的纽约）；1620年，一支逃离英国的清教独立派“朝圣天父”在新英格兰建起第一个永久的殖民地，普利茅斯。在欧洲彼此为敌的人们来到新大陆，建起立首批成功的殖民基地，这是继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哥伦布与达·伽马以来，欧洲伟大扩张史上的又一灿烂篇章。  

英国歌剧  

十六世纪的英国在清教徒的影响下，进入一个严峻素杀的年代。共和政体期间，剧院被关闭，威敏寺变成兵营，查理一世曾藏有精美的艺术品，大部分被廉价甩卖。颇为讽刺的是，英国歌剧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肇始的。人们把配乐戏剧划归成“音乐会”，来逃避针对戏剧作品的禁令。1656年首演的《罗得岛之围》被假定为最早的英国歌剧（注：因为该剧留存至今的只有台本和布景设计），作者说这是“一个用宣叙调音乐来讲述的故事”。其实严格地划分，这部作品和大部分后继者只能算是“半歌剧”。亨利·普赛尔的父亲就曾参演过《罗得岛之围》，普赛尔本人也写了不少半歌剧作品，其中有《仙后》、《亚瑟王》，1689年他的《狄多与埃涅阿斯》问世，具备首部英国歌剧的真正特质。  

音乐角色的拓展  

教会和宫廷虽然仍是主要的音乐庇护人，但他们也开始允许音乐突破原有相对局限的小圈子，为其他有益的目的效劳，英国是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拿维瓦尔第来说，他生平大部分时间都受雇于圣母慈孤院，一家专门收容女孩的孤儿院。在维瓦尔第的指导下，这些女孩定期演出，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城市荣耀的象征。  

人们对音乐日益宽泛的兴趣导致多个重要后果：其一，对音乐的需求量激增。当时还没有“经典作品”或是保留曲目的概念。新作品问世后佚失的比例十分惊人，维瓦尔第那些汗牛充栋的作品就是典型例证。通常它们只演出一次（或许是在某个特定场合），随即被弃之高阁，最后付之忘川。于是创作速度就显得至关紧要。写作时的一挥而就并不被认为是潦草马虎，而是作曲家专业技巧的明证。  

与此相辅相成的另一项后果是表演者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巴洛克时代，炫技艺人独占鳌头。有史以来头一次，歌手和器乐演奏家可以尽情施展才能。歌剧领域最红的明星是阉伶歌手，那些男性歌手被阉割后得以保留美妙的少年歌喉。这一作法在巴洛克意大利歌剧鼎盛期最为流行。最早由蒙特威尔第建立起来的歌剧类型富于戏剧张力，而炫技歌手大行其道，使其遭到削弱。负责维系故事主线的宣叙调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咏叹调所打断，这些咏叹调大多优美而复杂，旋律上精雕细琢，正可以让歌唱家一展身手。  

炫耀卖弄的风尚并不局限于声乐家。作曲家同样也渴望施展才华引人注目。其中流行一时的手法是用音乐来模仿自然之声。维瓦尔第的《四季》是个最出名的例子，里面充满了对鸟鸣和气候效果的模仿，但这一手法很快变得平凡无奇。约翰·库瑙在《圣经奏鸣曲》中描写大卫用投石器射杀哥利亚的事迹，只用一架羽管键琴就将一切声响巧妙地模仿出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用同一件乐器模仿马车的号角，用在他的《送别胞兄随想曲》中；不过键盘乐方面的超级大师是多梅尼克·斯卡拉蒂，在为西班牙宫廷所写的作品中，他将街道喧嚣、吉他拨奏和马蹄声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类为吸引公众注目的炫耀风气，其外部原因要部分归结于音乐娱乐时间的延长，拿整本的歌剧来说，就给了歌手充分发挥的余地，还有一个原因是乐器变得日益精巧。小提琴制作工艺的进展最为主要。小提琴出现于十六世纪早期，巴洛克时代在意大利克雷莫纳镇，出现了三位小提琴制作巨匠，尼科洛·阿马蒂、朱塞佩·瓜乃利，以及最负盛誉的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一个意大利小城镇就能成为重要的制琴工艺中心绝非偶然，巴洛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意大利在欧洲音乐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哪怕像巴赫与亨德尔如此迥异的两位作曲家，其音乐却都植根于意大利风格，还有让－巴蒂斯特·吕利，他为法国建立起卓而不凡的民族乐派，可他的原名却是乔万尼·巴蒂斯塔·吕利，一个意大利佬。  

太阳王路易十四  

人们用不着诧异在法国出现独立特行的音乐风格，这要归结于路易十四治下（1643 － 1715）国势强盛。国王尚不足五岁时就登基，早年备受国内投石乱党（因在历次暴乱中使用投石器而得名）骚扰。一次局势大乱，幼主只得慌忙出走巴黎，在圣热尔曼的草垛中捱了一夜。这些早年惊恐的历险使得路易总讨厌巴黎，对混乱无序有近乎病态的反感。  

于是当路易成年执掌朝政后，就决定离开他讨厌万分的首都，移驾前往凡尔赛新拓宽的行宫。他深信天赋王权的神圣，急不可耐地将大权揽于一手，限制削减旧贵族和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他怂恿贵族们沉溺于凡尔赛宫廷的纵欲生活，拿辉煌奢靡的风气作腐蚀剂，以此来监控贵族，使他们萎靡不振，再无能力和国王作对。当然，路易十四的王朝并非只有浮华，在他治下，法国修筑了全新的公路网和邮政系统，开发水利，拥有了先进的警察、海军和商船队，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繁荣昌盛。路易十四的座右铭是“朕即国家”，堪称绝对专制的雄辩之辞。  

路易拿处理政治的集权手腕同样用来控制文化事务，引出艺术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法兰西成为文化典范，欧洲各国嫉妒之余，往往依样画虎。以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戏剧达到巅峰。同一时期还见证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于1648年落成、哥白林挂毯印染厂于1662年重组。路易以“太阳王”的称号闻名，正映射出这个王朝的灿烂光华。  

音乐也盖上了太阳王的印记。无论国王在私底下还是典礼场合，音乐都无处不在；庆祝他的军事凯旋总要特别谱写《感恩赞》。路易自己就是一个音乐家和痴迷的舞者，他极力推动了喜剧芭蕾，这是一种新的歌剧形式，来自吕利和莫里哀合作的结晶。这个奢华的混合物将歌曲、舞蹈、喜剧和景观融会贯通，优雅匀称到极至，比起富于戏剧张力、广为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喜剧芭蕾更轻巧、更符合法国人的口味。  

凡尔赛宫廷的夺目光华让其他宫廷黯然失色，同时还哺育出不少翻版。后世评论家指出正是这点让君王和其臣民日渐隔绝，其穷奢极欲也播下了日后法国大革命的种子。这话或许有点道理，但路易这样做终归有其道理。就像那个世纪之初的教皇们一样，路易力求给君主制度罩上一层灿烂的光环，使之众望所归，令下属忠心臣服。  

在路易当政的前半期，战场上的胜利巩固了这一辉煌形象。1667年，他入侵西班牙辖下的荷兰南部。他的首次进犯被遏制，1672年再次入侵就成功得多，荷兰人只得打开水坝淹没国土来逼他退兵。1678年签订的奈梅亨条约让路易尝到了胜果，Hainaut和Franche-Comté两地被割让给法国。 

 荷兰的黄金时代  

尽管遭遇到这些挫折，但荷兰联合省（尼德兰北部地区，早在上一世纪就摆脱了西班牙统治赢得独立）还是安享他们历史上的这一黄金时代。共和国的贸易远拓至波罗的海地区及印度，阿姆斯特丹成为举世的金融之都，该城的银行、保险、股份经营业务驰名遐迩。财富和由此带来的安定保障刺激了艺术与科学的繁荣。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发明了摆钟，安东·范·列文虎克与扬·斯旺默丹在显微镜领域有重大发现。艺术上荷兰产生了伦勃朗、弗美尔、弗朗茨·哈尔斯这样的天才英杰。音乐界最杰出的人物当属扬·斯韦林克，他从1577年至1621年一直担任阿姆斯特丹市的管风琴师。他在教学上声誉卓著，名声远及波兰，但他今天被人提起，大多是因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接受过他的影响。  

音乐与新教教会  

德国与荷兰一样，管风琴音乐在新教祈祷仪式中至关紧要。但有必要区分一下路德宗和更为激进的加尔文教派。马丁·路德是个热忱的音乐家，有副漂亮的男高音嗓子，还会作曲，他积极鼓励继承教会音乐的传统。这和加尔文教徒形成鲜明对比，后者默守宗教苦修的陈规，禁止管风琴音乐，规定祈祷场所不能有任何乐器。  

这类出于意识形态而仇视艺术的举动困扰着不少市民，因为他们把管风琴看作是城市荣耀的化身。其实，个别城市还争相延聘最知名的管风琴师，以此和竞争敌手一较短长，很像今天足球俱乐部之间的竞赛。拿1723年的莱比锡来说，当时的市议会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只能请到巴赫担当该市的音乐指导。相对于泰勒曼和格劳普纳来说，巴赫是无可奈何之下的第三选择，可泰勒曼利用这一局势爆炒身价，逼汉堡的雇主提高薪水，而格劳普纳也另有合约在身。或许因为巴赫在技巧方面没有紧跟新潮，所以在有生之年，他的声望相对较低。  

虽然亨德尔与巴赫同庚，但生涯却大不相同。巴赫能在偏远外省任职就已心满意足，亨德尔则一心追逐辉煌的舞台，他在伦敦又作曲又兼任剧院经理，历经沉浮。亨德尔的处世之道相当惊世骇俗，据说他曾把他的头牌女伶按在窗沿，威胁说如果歌艺再没有进步，干脆把她扔出窗外了事。就这样，他手下的歌唱家很快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当意大利歌剧的风尚退潮后，亨德尔把注意力转向宗教中的对应体裁，清唱剧。  

一个时代的终结转载  

亨德尔之所以选择移居伦敦，是因为那里的歌剧领域当时有股回潮，这多少反映出欧洲势力均衡的变化。  

同意1680年之后，法国的霸主地位有些不稳。在东面，扬·索别斯基统领波兰军队于1683年解维也纳之围，土耳其入侵的威胁被消除。奥地利皇帝得以抽身，将注意力转向西面。五年后，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89）给路易十四更沉重的一击，奉守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被赶下王座，继位者是法王的死对头，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分别是尼德兰总督与詹姆斯的女儿）。新教国王渡海登基，使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以来的紧张局势更为恶化。路易当时大笔一挥，取消了自1598年以来允诺给新教徒的自由祈祷权利，触发了周边新教国家的敌意.  

其恶果在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显现出来，法军被迫在四条孤立的战线上作战，分别是德国、尼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1704年布伦海姆与1709年Malplaquet两战惨败，几乎使路易前功尽弃，幸亏1712年Denain一役侥幸取胜才挽回了部分局势。1713年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虽说保证了法国疆界的完整，却使得羽翼日渐丰满的不列颠帝国获利丰厚，得到了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的米诺卡岛和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  

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一个时代随着他长达七十二年的统治结束而行将告终。在国王葬礼上，讥讽和嘘声时有耳闻，绝对专制的丧钟不远了。法国的神学家和作家佛朗索瓦·费奈隆在探讨君主制宣称的神圣权力与基督教义的抵牾之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断言，君主专制与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两者势同水火。教皇与国王的权威原本被认为无可争议，如今人们开始起来挑战这一观念。巴洛克，一个富丽堂皇、万民恭顺的时代落下帷幕，启蒙时期的理性价值自此登场。